[26]参见注[19]，韩大元文，第11-22页。
《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当事人、审理方式、判决类型等内容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随着信息公开实践的深化，这一方面的世界经验开始发生变化，司法救济当然是最有力的，但未必是最有效的。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归属来看，这类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34条、38条的规定，即原则上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原告有义务提供提出申请的证据，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以及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除外。但是，从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60%的案件判决结果是要求被告重新审查答复，这就意味着人民法院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判决结论，诉前救济程序并非绝对能够化解争议，可前置程序具有过滤争议、减少纷争、减轻人民法院审判负担等功效。身处这一新的历史节点，回顾和梳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成果，厘清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推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发展的保障制度，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发展的需要，也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后向东：《信息公开的世界经验——十六国信息公开法译介与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在三省市试点运行一年之后，201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这标志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推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强力反腐的高压态势下，我国在惩治各级领导干部腐败行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据此，以下做法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71条的情形：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4)检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情况。
早在1954年，就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发起建立新宪制的动议。另一方面，虽然宪法惯例可能被简化为某些文字，却不可能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现。也可参见郑志学：《认清"宪 政的本质》，载《党建》2013年第6期，第29—31页。20世纪初期，面对外敌入侵、国内立宪和革命运动的威胁，议会被移植引进中国，以试图 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的统治。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89-105页。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大部分腐败案件都是先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党的纪律程序调查党员干部，然后将案件移交检察院按照法律程序提起检控。
这些构成了中国广义上的法律制度，包括七大部门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34]前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曾对一个宪法学者说，研究中国宪法是没有意义的。[67] See Zhang(n 38 above),p.957. [68] —些学者试图从非法院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阐述中国的宪政发展。在此过程中，政治局预批准提交 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所有候选人的最终名单。
此种实践至少释放出了某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能够在一种双轨宪制下前进。[84]其后党从对全国人大的实际立法起草过程，以及从全国人大的宪法性运作的诸多方面抽离出来。在此一进程中，由于遵从民主和法治原则，此种促进和尊重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考虑到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103]如果不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这从根本上也不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地位。
[88] See Yan Xiaojun, "Regime Inclus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Post-Mao Chinese Politics, (2011)66 China Journal 70. [89] Ibid.,p.73. [90] 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后者是其他规则，主要是规范政府的风俗、惯例和习惯，这些规则通常都不是被精确设计并载诸文书的。
Ibid.,p.165. [51] 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地方或职业团体代表发言，要求"相应的关注"，这样可以引起领导们对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一直致力于 推动的某一领域政策的注意。特别是在2013年，中国共产党根据 党章发布了有关党内法规的新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条例》），将党内规则体系化。
地方人大可以拒绝党提名的国家公职领导人。例如，1982年以前，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全方位的掌控，其行使军事权的依据不是国家宪法，而是党章。此种双轨宪制的形成，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整体上均呈现出双轨性，如执政党的全国及地方代表大会与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双议会），执政党的准司法机制即纪委与宪法层面的法院等司法机制，等等。但问题是，如果成文宪法不能够描述中国的法律制度，那么中国的政制是按照何种宪法规则运转的呢？为此,强世功教授诉诸不成文宪法概念。在这一点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全国人大而言，通过在政党政治与国家机制中的参与，发挥了一个虽非根本性但有补充性的作用。有时还否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比如2006年郑州市的人大常委会。
[115] 为了实施该条例，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陷入某种混乱，共产党已不再能够 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毛时代那样的一致性。
如果宪政不仅是法典化的宪法规范，那么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宪制。具体而言，党的代表大会和准司法性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工作部门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实践中将发挥政治作用，但是将遵从并服从人大制度的发展、法院、法治政府、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些党的组成部门是独立的，具有与政府同等的地位，有的则已融入政府，比如根据党章设立的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家宪法之下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术语来形容，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75]为调和党的宪制和国家宪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惯例，在全国人大会议之前先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205 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130名委员）的组成，然后组织中共 中央政治局（25名成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名常委）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种路径与自由民主国家显然不同。尤其是与西方国家持续的经济危机相比，中国近年来无可否认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促使许多知识分子思考有关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新路径。Ibid.,p.170. [52] 转引自张友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发展》，载《人民日报 1983年2月14日，第5页。[37] See Zhang Qianfan, "A constitution without constitutionalism? The paths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0)8(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s/ Law 955-956. [38] Ibid.,p.952. [39] For more details, see Tong Zhiwei, "A Comment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 Reply to Qi Yuling's Case",(2010)43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69. [40] See n 38 above,p.962. [4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2008年12月18曰）。
[63] 这些无疑反映了地方各级人大的巨大发展及其在地方政治中角色的强化。这样既可以加强党对政府领导，又能确保地方人大根据国家宪法有效运作。
这种模式实际上也被地方政府采用。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已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
[95]例如，党的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就采取了某种竞争机制以及扩大党内竞争性选举范围的做法。实际上，中国宪制已经由一种由党章和宪法构成的双层结构演化而来，这两种宪制都是不可缺少的，也不能被忽略。
[3] See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Dreams:20 Visions of the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5. [4] 参见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第4一10页。然而，由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存在，在权力交接的过渡时期有一个潜在的时间间隔， 也就是说，党的军事权和国家的军事权（双主席）可能同时由两个人分别行使。但是到了 2008年，当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前述司法解释失去法律效力后，此种路径也被关闭了。[70]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偏离了苏联模式。
[114]考虑到党将继续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期待的是，司法改革将朝向国家宪法规定的审判独立方向快速推进。[104]然而，实践中对复杂和重要的案件没有具体的规定。
[117]由于法治原则已经确立，党和国家的机关是各自行为还是联合行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就职于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
中国领导人逐渐纠正了以前过度依赖政策而漠视正式法律规则的做法，转而提升法律规则作为权威的主要来源。[59]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同样拥有它的代表机制，尽管其民主水平要比自由民主国家的要低。
